孙久万（广东东莞）
　　三十年前，板庙的夜像一条浸了墨的绸带，从村支书瓦檐下一直铺到我心口。冯国平把笔记本摊在油灯下，纸页被火苗舔得发卷，数字与方言在上面打架——每亩药材收益、劳务输出账、老茶树改种可行性……我们争到喉咙沙哑，像两只不肯回巢的斗鸡。村支书一直蹲在门槛上抽烟，烟头的红光在黑夜里一浮一沉，像为这场争论点下的逗号。鸡鸣第一声时，我们合上笔盖，才发现彼此的影子早已爬满半堵土墙。
　　回程的路湿滑、阴冷，还带着腐叶的腥甜。我借着前面冯国平的手电光，仍一次次扑进水沟，裤管吸饱了冰水，变得笨重如铠甲。他回头拽我，掌心滚烫，像把刚才争论的余温一次性塞给我。穿过那片桤木林时，雾从地面升腾，我们像两尾误上岸的鱼，用呼吸摸索彼此的位置。天亮前最后一道坡，我干脆脱了鞋光脚走，碎石硌得脚心发痛，却意外踩到一粒去年的橡实——它硬得像我们不肯服软的理想。县城的灯火在远处浮起时，冯国平忽然说：“老孙，咱们把今夜写进下一期栏目吧，标题就叫《鸡鸣以前的经济学》。”我笑得踉跄，把满口白雾吐进曙光。
　　后来我们真的有了栏目，在四川一家省级报社，他主编《社会与法》，我责编《改革视点》，两张桌子拼成一艘独木舟，在信息的急流里左支右绌。报社二楼拐角的办公室窗外是梧桐，秋深时落叶同时拍打玻璃与键盘，像替我们加旁白。夜班后我们去小面馆，他总把最后一片牛肉拨到我碗里，说“你瘦得像贫瘠的陡坡”，自己却把汤喝得山响。两年后，船被暗流冲散，他独自去了另外一家报社，我北上谋生，像两粒被风吹散的种子，我们彼此生活在两个不同间距的城市，在各自生活轨道里几乎忙成了两条平行线。
　　再听见他的声音，已是在多年后的一个午夜。台风刚走，窗框还在颤抖，手机却像被记忆捂热。他说板庙那条路已经变成了水泥路，村支书把老房子也改成了民宿，门口还挂着我俩当年的合影，照片被岁月冲洗得发白，像一帧褪色的胶片。我握着手机，忽然闻到桤木林里那股冷雾，从电流里钻出来，爬满背脊。于是我把手头的调研报告推开，在台灯下写散文，写鸡鸣、写橡实、写他掌心那团不肯熄灭的火。稿子发过去，他回了一个字：“在。”栏目名虽然早已换了，却仍以五号宋体躺在报纸中央，像一块不肯迁徙的湿地。
　　上周他寄来新出的样报，附一张便签：“老孙，我打算回板庙住一阵，把当年没算完的那页账接着算。你若回川，咱们再走一次夜路——我带了强光手电，这回轮到我摔给你看了。”
　　我读完，把便签贴到行李箱内侧，那里还藏着三十年前的一粒橡实，外壳已经发黑，却在我掌心轻轻晃动，像一颗等待破壳的茧。
　　人生最美好的东西是回忆。回首旧时光，弹指三十年过，我和冯国平以文字为纽带，在岁月的长河里灵魂相遇，相惜相守。林徽因说：“人间许多事情其实只是时光撒下的谎言，而我们却愿意为一个谎言执迷不悔，甚至会追忆一生”。在时光的渡口，哪怕相约已成最美的谎言，我也愿意摇一叶缘分的小舟，静静地守候。若有下一个人生的交际，我们会是在南方的一个周末，抑或是天府之国的成都吧！